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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重庆
重庆，是过去的一年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城市。
2009年底，在等待戏剧性的审判上演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发现，红与黑并不是重庆的天然主题。从表象看，这座崎岖的城市是灰色调的，尤其是在冬天，一如既往，阴云和雾霾整天笼罩着楼宇、高山和江水。深入其间，你会感受它色彩之浓烈，性格之鲜明，力量之杂糅。
尽管2009年的重庆似乎有着鲜明的主题，这里独具风格的地理环境、特别的食物和口音、云遮雾罩的复杂历史仍让你产生更多的联想。这是一座风格杂沓的城市。在日常生活和历史里，我们能发现红与黑之外，另一个重庆，一个低调的、被遮蔽的重庆。
杂糅重庆
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气氛，充其量只是事物的轮廓。在重庆，有太多东西只能用想象去填充。
记者/汪 伟
出租车从江北机场向解放碑方向开过去，司机和我的酒店前台在电话里讨论前去的路线。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他把车子停在洪崖洞脚底的话，我可以乘观光电梯直达酒店。我对这个稀奇的建议心怀忐忑，但到酒店之后，发现他说的没错。
洪崖洞是建在90度石壁上的一层叠着一层的吊脚楼式的仿古建筑，洞顶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观景平台，站在平台上可以俯瞰嘉陵江水缓缓汇入长江。这里是重庆的新景观，仿吊脚楼建筑里是宽敞的酒店和旅游商店，售卖当地特产。将游客从嘉陵江边提升到洪崖洞顶的电梯是商场的一部分，直接向你诠释，什么是山城。这还不算什么。重庆凯旋路上有真正的客运电梯，将乘客从山脚运送到山腰，票价五毛。
从洪崖洞顶望去，嘉陵江北岸的两江口地区坐落着两座抢眼的后现代风格的庞大建筑，其中一座的外立面是若干块不规则的巨大蓝色玻璃组成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刚刚落成的重庆大剧院和重庆科技馆。横跨嘉陵江和长江的两座大桥，可以把市区的人口毫无障碍地送到它们脚下。
为了让我放心，他绕过南天门码头，穿过一条狭窄和水渍斑斑的街道，一直把我送到酒店门口。如果他把车子停在嘉陵江边，可以看到一座8层楼高的观光电梯，隐藏在洪崖洞崖壁上那些钢筋水泥的吊脚楼中间。
来到重庆，不能不提到薄熙来书记。他的施政风格往往让人耳目一新，而全城乃至全国都在关注他的两项政策。当地都市报的头版标题充斥着“唱红打黑”的字样。
到达洪崖洞之前，我和司机聊起打黑的情况。但他显然不愿意多谈这个话题，只是简单地敷衍说：“打得挺好的。”
“打了这么久，黑社会打完了吗?”我问他。
“啊，不打不知道”，他含糊地说，“打了才知道有这么多黑社会。”
他接着就开始抱怨起交通状况来。
薄书记到重庆后，重庆提出了若干新口号，除了“平安重庆”，还有“畅通重庆”。
一谈到交通话题，司机立刻从驾驶座上直起身来，痛快地骂了一声娘。他指着前方的电子显示屏，尽管是周末的下午3点，电子显示屏上提示说，解放碑方向车流拥挤。
没有完工的城市
不管来过多少次，在外人眼里，重庆总是一座没有完工的城市。尽管全中国的城市都是不折不扣的工地，但这座崇山峻岭之中的城市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5年前我去过的一些地方已经物是人非，新楼拔地而起，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格局。两年前，我乘公交去北碚，在嘉陵江边堵过一次车。当时，等待过江的车子排成了长龙，由于不断有车子试图插进车河，公交车每往前开一点都像是一场战争。汽车喇叭响成一遍。司机用这种方式表达愤怒，而乘客只能无动于衷地看着外面满是灰尘的工地。粉尘钻过窗户，很快就落得满身都是。嘉陵江两岸竖着巨大的龙门吊，一座崭新的桥梁即将合龙。也许这番景象能够让车上的重庆市民有点盼头，但对一个游客来说，一切都太晚了。我无奈地下了公交车，穿过马路，打车回到我住的地方去了。
最忙乱的时候也许已经过去了。从朝天门到解放碑之间，我只看到了一处拆迁工地。如果不是出租车司机急着交班，他也许不会走这条曲折的上山小道，我就连这一处工地也看不到。后来我专门去那里转了一趟，发现那里是一个水产批发市场。市场门外，批发动物内脏和已经开膛去毛的鸭子的交易比市场里面要热闹得多。离这个血腥潮湿的地方不到15米，马路拐了一个弯，路边停满了车。价值200多万元的保时捷SUV背后是高档小区的大铁门。耸立在悬崖边的高层建筑可以俯瞰两江汇流的景象。这一带的小区名称里都带有江景两个字。
要从朝天门到嘉陵江对岸去，不一定非要走嘉陵江大桥。嘉陵索道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高空索道，兴建于80年代，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让观光客从高空饱览城市风光，而是为了方便市民来往于嘉陵江两岸。索道兴建之前，江北、渝中和南岸三个区依赖1966年竣工的嘉陵江大桥和轮渡。缆车每趟只能运送46个人，单趟耗时5分钟，但最繁忙的时候，每天可以运送25400人次。但现在的乘客显然以游客为主。一个母亲带孩子到落成不久的重庆大剧院去看演出，顺道乘了一趟缆车，孩子不由得兴奋起来。她妈妈觉得这对她是很好的教育，但她自己却带着一点感伤情绪。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索道了。她不知道这里安装了公交卡刷卡器，所以和乘客一样买了旅游门票，而且，他们要把索道拆掉，在这里修一座桥。
重庆人准备在嘉陵江上修第六座桥。索道和大桥的选址重合，拆掉索道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许很多个母亲会像眼前这位一样，反对这个决定。她们怀有对城市不可名状的依恋，希望下一代至少能够看到过去生活的某些遗迹。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遗迹正日渐变得比奇迹还要少见。
朝天门曾经是重庆的门户，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口，是明代官员在重庆修造的17座城门之一。这里朝向帝都南京，被命名为朝天门，圣旨和履新的官员从这里进入重庆。这里有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根据1867年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重庆于1891年设立海关，成为通商口岸。40年后，为了通商便利，终于拆掉了明代城门。朝天门变成了码头的专称。
在70年时间里，这座码头是重庆的象征。几年前我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朝天门仍然是重庆的象征。因为长长的台阶一级级通往江面，背着竹棒和绳索的挑夫穿过傍晚的雾霭上下其间，重庆显得仍然是个古老的城市。和人不同，几年后，城市反而更加年轻。朝天门的石阶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多层的观景平台和曲折的步行阶梯。地面上铺着大理石，镀铬的扶手闪闪发亮。最上层的朝天门广场正在举行水果文化节，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水果摊位一家接着一家。这里已经不再适合挑夫工作，三五成群的棒棒军也不见了踪影。那些寻找旧日回忆的人们只能发现唯一一个相同之处：地上和往日一样，堆满了柑橘皮、香蕉皮和甘蔗渣;漂亮的重庆女孩子仍然和他们的长辈当年一样，手上端着冷面和凉皮，靠在矮小而皮肤白皙的男友身边，缓缓地朝江水走去。
对这种变化，重庆人显然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反对拆掉嘉陵索道的母亲向我推荐了大剧院、科技馆和三峡博物馆。如果这三者还不能打动一个上海游客的心，她觉得，晚上9点的时候乘一趟轻轨，最铁石心肠的外地人也会喜欢上重庆。
我准备照她的话去做。第二天天气不好，整个城市被雾霾所笼罩，建在陡峭山坡上的高楼看上去更加突兀。也许因为平整的土地很少，这里看不到平原地区常见的多层楼房为主的小区。住宅都很高，有时候就像是从一片棚户里生长起来的，前后左右缺少参照物的时候，这些高楼显得分外单薄。怪不得重庆人接待外地亲友的菜单里，总少不了要请他们坐一趟轻轨。单轨列车留给第一次乘车的人非常刺激的观感，尤其是车子沿着嘉陵江边飞驰，有时候几乎是贴着一栋楼的窗户驶过;列车拐弯的时候，车厢微微倾斜，山上的建筑看上去马上就要向车子扑过来。但最刺激的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工地。
观察重庆只有两种视角，要么俯瞰，要么仰视。当你朝下看的时候，正在进行地基施工的工程无不是其深无比的大坑。江边的山体被一块接一块地被挖开，如同一个个倾覆的凹字。
这样的情形无处不在。即使你已经习惯了全国性的大拆大建，重庆仍然能给人带来特有的震撼。穿城而过的嘉陵江两岸是陡峭的山坡，在钢筋水泥建筑出现之前，这里的建筑以吊脚楼为主。人们根据山势，打下长长的木桩，然后把房子建筑在木桩上。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埠，100多年前就有传教士前来，留下了大量写生作品和照片。那些素描和照片显示，一直到1930年代，朝天门两侧仍然密布着吊脚楼。这里如今成了重庆的外滩。白天，林立的高楼遮挡了任何一个方向的视线，晚上灯火辉煌，轮船拉响悠长的汽笛，满江灯火映照着浅浅的江滩。吊脚楼的遗迹仅限于洪崖洞那堵峭壁上的仿制品。
新开发的小区鳞次栉比，大多集中在嘉陵江以北。然而，再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也不可能穷尽绵延不断的山体。江北那头嘉陵索道的终点距离大剧院只有几十米远，尽管后者在夜间如梦如幻，前来观看演出的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周围的菜园，以及临时搭建的大排档。大排档周围围着竹席，顶上铺了轻质廉价的塑料布，里面可不只是提供餐饮，门口的木板上用粉笔写了四个字：内设机麻。机麻是自动麻将桌的简称，在川渝一带，毫无疑问是娱乐的代名词，正如火锅是宴饮的代名词一样。布仁丹·多利斯与曼森·赛尔博罕带领“大河之舞”的演员们把大剧院的地板踢得噼叭作响的时候，几十米之外的大排档里，机麻发出的噼啪声尽管微弱得多，却一样给置身其中的人带来不可替代的娱乐感受。
一场“大河之舞”的成本超过100万元，匆忙赶往剧院的都是体面的中产者和住在重庆的外国人，包括我在嘉陵索道上碰到的那对母女。机麻每小时10元，享受这种乐趣的都是在大剧院和科技馆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工。但那又怎么样?杂糅正是重庆的风格所在。在中国，没有哪个城市的市中心像重庆这样多样。在繁华的解放碑商业街周围500米范围里，不仅有五星级酒店和高档写字楼，也可以轻易找到大排档、洗脚房和80年代初期风格的五交化公司。早上，行色匆忙的白领会在必胜客门口停下脚步，买一碗豆花充当早餐。卖小吃的摊贩挑着铁皮桶和装着烧饼的篮子，不时挪动自己的位置，时刻准备着城管的出现。中共渝中区委、区政府和房地产商在这条街上搭了广告牌，上面的口号说，要把这里打造成“小香港”。这种比喻不可能贴切，因为重庆是一个根本无法比喻的地方。
杂糅与焦躁
杂糅的确是重庆最鲜明的风格。
有一天早上7点，我看到一个挑夫背着一张办公桌，毫不费力地走在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步行街上。他的雇主——一个20来岁、穿着黑色丝袜和高跟鞋的高挑女孩——拎着他的竹棒和绳索，亦步亦趋地走在他身后。
重庆从一个码头变成了一个真正现代化的都市。挑夫——本地人称“棒棒”——虽然仍不难看见，但早已经不像前些年那样，群聚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在很长时间里，他们是这座城市的真正主人。一切的事物必须通过他们的肩膀，才能在重庆进出。人也不例外。上流社会视上下山坡为畏途。一百多年前的照片显示，他们依靠滑杆——一把两人抬着的竹椅——进出。
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这个重庆特有的职业真的有可能会消失。重庆准备在市区修建十条轨道交通。重庆的轻轨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们富有超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让人看了不得不想起《哈利·波特》、《千与千寻》和《骇客帝国》这样的电影。因为地皮紧张，这种单轨列车在江边行进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钻进一座住宅楼腹中，和科幻电影里的场景的确没有分别。
如果没有这些轻轨，重庆的交通会更糟糕。尽管有许多立交桥和地下人行道，汽车和行人仍然交叉行进在车道上，横穿马路的人带着其他地方很少看到的泰然，眼睛甚至不屑于瞟一眼那些郁闷的车主。后者碰到拥堵的第一反应则是拼命地按喇叭。有时候，整个街区回荡着刺耳的喇叭声，而最前排的车辆只不过是在等红灯。每当早晚高峰，城市里就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平的气息。
有些重庆人认为焦躁是重庆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就像陡峭的道路和多雾的天气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但说实话，这算不上重庆独有的现象。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都弥漫着这样一种情绪。90年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随之而增长的是人人都感到筋疲力尽的感觉。人们的确从经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但普遍地感到不满足和意犹未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三，预计很快将超过日本，变成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人人都觉得应该得到更多，人人都感觉付出与收获并不匹配，并为之苦恼和失落。经济增长的一个沉重代价是他们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张晓刚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1984届，是当代艺术界最知名的明星画家，他的一系列《大家族》油画，让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感慨万千。画面上的人物是穿着一丝不苟的蓝色中山装的男人，梳着短发的女人和一个系红领巾的孩子。人物神情安定，仿佛是一张旧日的照片。不少中国人觉得自己正是画面里的孩子。他长大了，终于改善了清贫的生活，但那种单调的安宁也随之逝去，让人怅然若失。
尽管时间和财富已经改变了很多事情，但人的口味和豆花店除外。到了晚上11点，解放碑附近的火锅店里仍然人声鼎沸，鲜红的辣椒、黄色的姜片和豆芽菜、黑色的花椒一起在一锅红汤里翻滚。外地人熟悉的鸳鸯锅据说是重庆人发明的，但在重庆看不到踪影。至少我没有在重庆见过清汤的锅底，那里永远是红色的。
山太高了，路太陡了，生命必须有力、直白、顽强，才能生存下去。在重庆，细叶榕树可以在悬崖上生长。它们的气根从树枝上吊坠下来，一旦接触到地面，就一直往下钻，然后变成一棵新的榕树。有一些气根在石头水泥筑成的护坡上发现了狭小的缝隙，就从缝隙里长出一棵榕树了。这些榕树看上去长在石头上，细密复杂的根系暴露在外面，爬满了整面石壁，寻找一切可能的缝隙，看的人头皮发麻。
西南地区最有名的大学四川美术学院所在的九龙坡黄桷坪，有一种沸腾的火锅一样的风格。所有临街的房子上都涂满了色彩和动物图案。豆花店的窗户上蹲着一只狮子王，其他说不出来源的图案把理发店、文具店的外墙填得满满当当。这是一座宫崎骏风格的街区，如果从江对岸望过来，这里一定像是喷满涂鸦的空中之城。一座7层的居民楼外墙上画着一根红色烟囱，从想象的烟囱口中吐出一团白烟。这是一种四川式的幽默，因为两个货真价实的烟囱就竖在几百米开外的山坡下，从发电厂里没日没夜地冒出滚滚白烟。黄桷坪笼罩在烟尘里，空气散发出工业废气和火锅底料混合后特殊的味道。
对一个外人来说，这里永远热闹，永远繁华，隔着薄雾，入夜时分辉煌的灯火看上去很迷离，如同印象派充满点彩笔触的绘画，人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气氛，充其量只是事物的轮廓。在重庆，有太多东西只能用想象去填充。
被低估的城市
重庆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至少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如此。
记者/汪 伟
说实话，山水和吃食不足以让人一直勾留在重庆。这里雾气太多，地势太陡峭，吃的东西虽然美味，可是未免太单调了一些。大足石刻值得一看，但较北方佛教造像艺术相比，也拘谨粗糙了一些。但想到这里是三峡起点，一切都得到了补足。
在传教士拍摄的照片中，20世纪初的重庆城，是嘉陵江南岸一块楔入长江的不规则三角形，尖锐的顶点是朝天门，左右两翼临江的峭壁上布满了城墙和吊脚楼，迤逦地向西延伸而去。
重庆是沿着长江入川的门户，也是从中原翻越秦岭入川的锁钥之地，与黔北和湘西的大山相连。政治上的重要性取决于重庆之于成都平原和云南高原的军事价值。此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军事价值又完全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决定的。
重庆被高山环抱，尤其是北方的秦岭阻隔，使得长江水道长时期是出入重庆的第一选择。水汽上升，被山势所阻，当地所以常年阴云低垂，浓雾弥漫。黯淡、潮湿的环境里，船工为了驱寒祛湿，在江边生火取暖，用吊炉把荤素食材一锅烩，添加海椒和花椒，由是发明了味重麻辣的火锅。
说到重庆，中国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两个字：火锅。
还有呢?
这……
如果只是发明了火锅，当年的重庆又怎么当得起“中华民国永久之陪都”?
对了，还有三峡。这里是三峡的起点。
还有呢?
嗯……三线!说明你有点儿年纪。
还有呢?
陪都。 说明你不仅有点儿年纪，还相当渊博。
这就是全部了。20世纪对重庆的改变，也许要超过此前的1000年。1940年代的陪都岁月、5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90年代的三峡工程，彻底改变了重庆。
但重庆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至少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如此。
无抗战，则无重庆性格
王康住在沙坪坝热闹的商业街上，门口有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牌子，他的椅子背上却写着“正在写字，勿扰”的字样。邻居的门上大多也挂了各种各样的公司牌子，不知里面的景象如何，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门牌背后其实是个巨大的书房。
身在商界，但王康的真实形象是一个学者，递来的名片上印着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图案。
抗战胜利后，重庆人在市中心竖起一座仿灯塔的纪念碑，纪念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殊荣。
王康是重庆现代史的发掘者，但其发掘绝不局限于重庆。他发掘重庆的历史，是为了从中探求中国的命运。他眼中的重庆毫无疑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正如他所说：
1940年5月9日，素以酷爱独立、自由称誉世界的欧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法兰西共和国，在纳粹德国战争机器仅仅六个星期的进攻后便可耻地投降，任由首都巴黎可耻地陷落35天前，重庆临时参议会通过议案，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会议：
重庆为战时首都，成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者，三载于兹;且今后抗战胜利，亦必预计其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并得在历史上成为千秋万世永值纪念之名城。因而建议政府明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
经受了三年狂轰滥炸和南京汪伪叛逆政权强大冲击的重庆，已成为战斗中国名副其实、坚不可摧的战时首都。
这是重庆历史上的光荣一页。但这光荣是血泪斑斑的。
根据日本天皇裕仁意旨，日本军部曾制定“大陆令第241号”、“大陆令第345号”、“大陆令第925号”、“大陆令第1252号”作战令，将重庆确定为“敌国战略及政略中枢”，确定为“航空战略轰炸”，为期五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最严重的两次轰炸，一次发生在1939年5月3、4两天，63架日机首次轰炸重庆，炸死3991人，炸伤2287人，炸毁房屋4871间。第二次时为1941年6月5日，日机持续轰炸重庆达300分钟，酿成死伤逾3000人的“大隧道窒息惨案”。
1941年12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2天，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壁残垣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起一座蜚声中外的木质纪念建筑物，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精神堡垒”通高七丈七尺，取“七七”抗战之意，顶端中央安置一口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倒入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
在王康看来，重庆的遭遇有其世界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各国首都中，重庆成为最早、最久、最多的远程战略轰炸目标，成为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普通民众之间界限的“无区别轰炸”的滥觞，成为战争手段和战争哲学恶性转变，远程运载工具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将整座城市作为人质和对象的毁灭恐怖轰炸的开端，这个开端，清晰地通过德军轰炸伦敦、英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以及战后各次战争中同类手段和同类性质的远程战略轰炸，及至2001年9月11日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纽约世贸大厦的劫机轰炸等“空中屠杀”，它们都与“重庆大轰炸”有战史逻辑继承关系。
他写过七集电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重庆在血与火中升华了城市的性格：“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重庆成为第一个在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性决战中始终站在正义、民主、自由、光明与和平一方，并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伟大城市。”不管是辉煌的古都如西安、洛阳、开封，还是现代政治经济中心如北京、南京、上海和广州，即便它们有和重庆一样的不幸遭遇，却也无缘和重庆共享这一份光荣。
听王康谈重庆的历史，会产生过一种错觉，眼前这个髭须森然、目光锐利的男子，和巴文化中的巫师差不多。
巴人沿着长江进入重庆，把神秘感性的巴文化也带到这里。巴人信仰的中心是巫师。他们戴着风格夸张、造型奇特的面具，穿着红黑两色的大袖宽袍，手执法器，在咚咚的鼓声中翩翩起舞。据说巫师可以和死去的祖先的灵魂沟通。他们带有催眠功能的歌声让活着的人慢慢进入迷醉的状态，由此唤醒了对部族历史的记忆，获得勇气。
王康的父亲是安徽人，40年代考入西南联大，去昆明上学途中，不知为何流落成都，入四川大学，在那里认识了他母亲。他的母亲姓唐，舅舅唐君毅是著名学者。王康生于风云变色的1949年，一生坎坷，和巴人的巫师一样，执著地发掘被遗忘的历史，试图唤起人们面对事实的勇气。
但知南京、北京，不知有重庆
四川人身材矮小，幽默、强韧、吃苦耐劳。他们口音鲜明，乡土意识浓厚。抗战中专门有纪念本乡子弟参军作战的纪念碑“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为其他各省所无。川军出川之后，未几参加台儿庄之役，战斗顽强，损失惨重，一举洗刷了川军没有战斗力的污名。抗战中，川籍军官、士兵和壮丁中死伤者不计其数，战前的省主席刘湘力战身死，是中国最早战死的高级将领之一。这一切，造就了四川和重庆在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历史也给了四川和重庆特别的报偿。
重庆的工业化是抗战时期打下的基础。学者李紫翔说，西南的工业是东部工业家的迁建，和后方投资者转变途径，于战时短促的几年中合作起来的产物。在他看来，原来的西南是没有工业的处女地，战时却设立了几千个中小型工厂。“我们回想起这块处女地上工业建设的经过，常在缺乏一切工业的必要条件，甚至在缺乏或不能使用近代交通条件下，一切大大小小的机器、零件、原料、技师和工人，用着一切老的、新的运输方法，从各条可能通过的道路，潮涌似的移植了进来。原来不重视工业，或无意于投资于工业的人民，一是对工业发生了浓厚的热情和兴趣，并在支持战争的认识下，在各方面减少了一切可能的障碍，而给予了难能的援助。在西南的这种情形，是和抗日战争激发了一个撼动社会精神传统的爱国主义一样，亦激发了一个撼动国民经济基础的工业迁建运动。另一方面企业家和工程师们，也发挥了空前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创造的能力。例如仓促迁移工业设备，既多陈旧，复不完全，但他们不但因陋就简地迅速复工，并尽了一切智慧经验，给予补给、仿造和改良，以生产必需的用品或代用品。”
在李先生看来，由此取得的物质成就尚不是最重要的，像所有的乐观主义者一样，他认为，“这种改良技术的精神和成就，开创了我国工业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假如我们能保有并加继续进步的话，则它的价值，也比生产若干合用的产品，是更重大得多。”
王康说，无抗战则无重庆人的现代性格。就地理、军事和政治而言，四川是中国的腹地，这块腹地物产丰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仅以规模来说，几乎是一个或者若干个欧洲国家之和，而重庆就是这块腹地的最后门户和精神象征。
凡是有关战时重庆经济的展览，都有大量的篇幅是专门留给卢作孚的。这个样貌典型的川人有一种不计利害的精神，几乎是靠他旗下的民生公司一己之力，将长江中下游的大量工厂、学校、政府和人民，搬运到了重庆。今天的重庆是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西南经济重镇，如果没有卢作孚，没有李紫翔所击节赞赏那种因陋就简的顽强精神，确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抗战之后，中日罢兵而国共对峙，于是有重庆谈判。1945年，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筹备开幕，毛泽东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的陪同下，赶到重庆参加和谈。
重庆和谈是中国现代史的十字路口。经过八年抗战，国土残破，经济萧条，厌战情绪深入人心，人们普遍希望声望正高的国民党和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能够息兵止戈。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7天，最后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双十协定”。
如果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谈判没有流产，中国将少死几百万人，战后建设至少提前数年。在冷战的放大效应下，这次谈判还将改变世界的命运。如果和谈成功，按照双方商定方案，国共和其他党派组成联合政府，选举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施行宪政。中国将成为美国而不是苏联在东方的盟友。冷战的格局将完全为之改观。
重庆曾经被历史的当事者寄予厚望，但在后来的历史故事中，这场和谈被举重若轻地处理成国民党释放的烟雾弹：谈判不过做做表面文章，协议只是彻头彻尾的文字游戏，给东北、山东和陕西的战事打掩护而已。
历史在重庆发生了，但重庆从历史上消失了。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学习历史的孩子被告知，战争才是解决意识形态争议的终极力量。他们知道南京和西柏坡，知道三大战役，知道北平被改名为北京，知道金门炮战，不知道有重庆。
遗失历史拼图
抗战胜利纪功碑就建在“精神堡垒”的原址上。1949年，人们凿去了“抗战胜利纪功碑”的字样，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原来题字的位置上重新题写了“重庆解放纪念碑”几个大字。
重庆的历史像是泡菜罐，不论萝卜白菜，不论新旧真假，统统杂糅在一起。
“抗战胜利纪功碑”也许还算不上完全消失。重庆博物馆(又名“三峡博物馆”)里藏有这座纪念碑的复制品。不管怎样，“解放碑”从此成了重庆的地理标志，西南地区商业繁荣的象征。历史在重庆不是淤积起来的，就像古都开封那样，历代街道重叠在一起，唐代的通衢上面有宋代的市井，20世纪的柏油下面深埋着17世纪的石头地基;重庆是山城，是一座石头裸露在空气中的城市，一切都赤裸裸地呈现在表面，历史如同风化作用，不同时期的痕迹都直白地印刻在同一个表面上，全部呈现在你眼前。
当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才是市井人生的常态。无数皮肤白皙、双腿瘦长的重庆妹子和肩扛竹杠，竹杠上系着绳索的“棒棒”川流不息地经过此地，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块碑的历史缘由。也许这并不重要。在大多数重庆人心目中，解放碑只是一个商业步行街的代名词;历史的形式还在，但所有内容都已经远离了这条繁华而起伏不平的街市。
陪都的历史遗迹和其他抗战名胜往往难以寻找。幸存的如战时国民政府的驻地，如今在中共重庆市委的大院里，岗哨森严，难得看到全貌。建筑物的更新换代太快了，很难在这座城市里发现一栋老建筑——即使它们还在，也已经被高大的现代建筑淹没了。这未免和这座城市的历史有点儿不匹配。
向游人开放的历史建筑大多集中在一条经典的红色旅游线路上，沿着嘉陵江次第展开，从市中心的曾家岩50号(抗战时期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也是周恩来的住处，人称“周公馆”)往西，依次经过桂园(原为张治中公馆，国共谈判期间，作为毛泽东办公、会客和国共谈判的场所)和红岩村的大有农场(抗战时期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是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办公场所，毛泽东在渝期间主要居住地)，再往西去，还有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原址，这个机构本来是二战时期中美政府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驻地，后来因为辖内臭名昭著的白公馆和渣滓洞(曾经关押中共政治犯)而著名。
大有农场位于红岩村，如果没有对面小区里豪华的高层住宅，从农场的半山腰上应该能够俯瞰嘉陵江。这座农场的主人叫饶国模，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大概是中共在革命年代里最著名的同路人之一。大有农场是她从丈夫手中继承下来的产业，后来无偿地提供给中共，作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驻地。随着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升级，市区的各类政治和军事机关陆续迁往重庆郊区，战时中国最高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也迁到了大有农场。
饶国模的历史眼光堪称独到。重庆解放之后，她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将大有农场捐赠给新政府，希望这里能作为一处纪念场地，永久保存。这个动议最终得到了支持和响应。革命史的展览场所兼具保存史迹和宣传教育两种功能，当然，决定建筑命运的功能是后者，所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中，其他建筑史迹被夷为平地的时候，红色旅游的景点才能够安然无恙地幸存下来。
现存的能够和大有农场的规模相比的历史遗迹，恐怕只有重庆南郊的黄山别墅群。经轮渡、大桥或者索道渡过长江，一路驱车盘山而上，南山深处的黄山别墅群，现在成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进入大门后，树木幽深，下有一条石板铺成的林中路，通往山间的蒋介石、宋氏姐妹和史迪威等人的别墅，其中兼有中国政府、军队和驻华美军指挥人员的住所和办公机关。尽管许多房屋年久失修，室内的展品简陋，陈设一概以复制品示人，不复可见当年的景象，但整体的格局和当年应无很大的差别。
黄山别墅群的核心是蒋介石的官邸“云岫楼”。1941年8月30日，日本海军战略轰炸司令兼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亲率27架轰炸机，低飞席卷式轰炸 “云岫楼”，差一点将正在召开重庆军事会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各战区长官和参谋长一举消灭。
战前，黄山上的别墅大多为洋行买办黄云阶的私产。1949年后，这里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接收，后来改为黄山干部疗养院。云岫楼和宋美龄住的松厅，或改作病房，或者给疗养院里的职工做了宿舍。直到1992年，这里被公布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疗养院撤出，这些折中主义风格的房屋经过修整，作为历史遗迹向公众开放。
说到建筑风格，有重庆地方特色的建筑是川湘一带常见的吊脚楼，除了洪崖洞那面钢筋水泥的仿制品，已经看不到活生生的遗迹，但另一座仿古建筑值得一提，那就是重庆人民大礼堂。它开建于1951年，充分体现了杂糅的作风。大礼堂上半部分是有金顶的三层圆形宫殿建筑样式，酷似北京的天坛，而下半部分是天安门的缩影——中间部分还特意加了类似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平台。它于1954年竣工，落成后立刻和解放碑、朝天门一起，成了重庆的重要地标。门票上的介绍说它“气势雄伟，装饰华丽”，“举世闻名”。大礼堂二楼内部的走廊上，挂着一幅照片，显示出大礼堂的特殊风格已经被周围乏味的方盒子建筑淹没了，图片说明遗憾地说，“人民大礼堂是重庆直辖后首次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其周边环境与礼堂的协调和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这座皇家气派的建筑的气质和重庆可谓格格不入。它坐落在重庆市中心，和对面造型奇特的三峡博物馆，还有那座碑文写了又凿、凿了又写的解放碑，以及失去了陡峭的台阶的朝天门一起，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城市。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拼起来却合不成一个完整的城市。到底是什么造就了重庆?什么从重庆的拼图中遗失了呢?
那些消失了的陪都史迹并不是重庆的历史拼图中缺失的最大的部分，但重庆和谈有可能是。没有这一块拼图，不仅不能了解重庆，更不能了解中国。问题是人们怎么看待城市，就会怎么看待历史。有时候，拆掉一座房子，历史就被改写了。
三个重庆人
2009年，这片墓园被宣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尽管那些被改变的人生不可能转回来，但总算是一个安慰。
记者/汪 伟
田太权
田太权个头不高，加上苍白的肤色和一双明显非常小的手，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在他高大宽敞的工作室外面停着一辆蓝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房子、车子和他的体形形成强烈的对比。
他是在重庆生活了一辈子的艺术家，出生在码头工人聚居的街区，年轻的时候常常目睹邻居们的暴力冲突。在拥挤的坡度很大人口密集的区域，很小的摩擦也会引起激烈的冲突。突然间，人们拳脚交加，操起身边任何顺手的东西，向对方身上砸去。他们并非要做生死搏斗的世仇。恰恰相反，打架的双方头天还在一起上班，第二天还要在一起吃饭。这种轻易发生又迅速平复的暴力场面、贫民区的戾气和困苦的生活一起，深刻地留在田太权的记忆当中。
和所有出生于1959年前后的中国人一样，记忆的核心是吃。从好的方面说，贫穷的街区有它温暖的一面，人们端着饭碗从东家串到西家，在一顿饭的工夫里品尝到邻居们大同小异的厨艺。人们吃着一样的食物，没有财产，所以不用担心失去财产——这一点和今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冬天到来以后，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披上棉大衣，通宵排队。不是等待苹果发布新产品，也不是为了买演唱会门票。他们排队的目的是买白菜。
1984年，他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那是一个快乐和充满期待的开始，但伙食仍然是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事情之一。
他带我到美术学院对面的老字号的豆花店吃饭。房子和家具都很陈旧，门口的豆花摊上放了几排料碟，红的是辣酱，黑的是豆豉，绿的是葱花。陈设和食物与25年前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价格。20多年前，一碗豆花的价格是一毛钱，面条一碗两毛七分。如今豆花的价格是那时候的50倍。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贫穷和暴力不像田太权幼年时那样触目，但那种与贫穷同来的焦躁不平的情绪却很难抚平。有时候他怀念一去不复返的青少年时光，怀念那种朴素的单纯，怀念年轻的野性，怀念贫穷但是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气氛。
他感到很矛盾。因为置身现世感到不平时，回忆容易美化甚至背叛事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田太权还是个孩子，不能体会成年世界里无处不在的匮乏和精神紧张。当他开始探究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扑面而来的不是安宁，而是动荡，不是温情，而是仇恨和死亡。
几年前，四川美院的院长罗中立带我们去参观学校旁边的艺术家工作室。那里本来是一家军工厂的仓库，被川美买下来以后，打开大门，发现里面停满了坦克，所以被称作“坦克库”。更早的时候，这些仓库所在的地方是两个大鱼塘。几十年前，罗校长来美院附中应考，正逢天阴落雨，他捧着一双鞋，走过泥泞的稻田，在池塘里洗过脚才上岸。后来罗校长考进美院附中，饿肚子的时候下塘偷过鱼，夏天的晚上偷偷跑出去，下水游过泳。“文革”中，鱼塘改作了军代表所在军工企业的仓库，一直到2000年。那一年有个机会，罗中立就出手把地和仓库买了下来，改建成了工作室，用便宜的价格租给了艺术家。我就是在其中一间里遇上了田太权。他人很温和，作品的调子却很阴郁。在高大的墓碑群中，一个幽灵般的年轻女孩出没在其间。她的军装和皮肤已经残破，但神情却浑然不觉，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
我自然问他这些作品的由来。他说，作为常规兵器基地，重庆生产的轻武器配套齐全，枪弹齐备。因为这个原因，1967年到1968年间的全国性的武斗中，重庆的死者数以千计，惨烈程度冠绝全国。沙坪坝至今保存着一处武斗死者公墓，里面埋葬着300多名红卫兵和青年工人的尸骸。有些篆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和“永远保卫毛主席”字样的巨型墓碑上，最多的时候同时刻有30多个死者的名字。
田太权在前半生里对此一无所知，听说了这个故事，创作了一组作品：墓群中游荡着幽灵般的年轻女孩。她们戴着军帽，穿着绿色的军装，斜挎一个背包，上面缀着红色的袖章。这些身材曼妙，皮肤白皙的姑娘正当青春年华，为自己心目中的革命献出了生命，自以为追随了这座城市血与火的历史，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段历史让人惭愧，以至于活着的人无法直面这一切。人们迫不及待地忘记了他们。如果不是田太权和其他人的召唤，这个墓群的故事将永远被埋葬在那里。
曾钟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比田太权年长10岁的曾钟亲眼目睹革命吃人的一幕。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曾钟被红卫兵组织扫地出门，从此与文攻武卫无缘。在羞惭、愤怒、郁闷的1967年夏天，他闲居在化龙桥家中，无所事事，突然发现造反派“八一五派”正在攻打另一个造反派“反到底”设在工业学校内的据点。那一天是7月25日。他和邻居家的孩子们张大了嘴巴，听见枪声响起，穿过树林发出刷刷的响声，浑然不觉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没有人觉得恐惧。他们从小就被灌输，为了革命理想，要勇于牺牲。牺牲不可怕，而是无上光荣。他们通过电影理解战争，那里面“好人永远不死，坏人只要一枪就会毙命”。每个人都自认为革命者，是好人，所以不足以看出这里面逻辑的漏洞如同掀掉了窨井盖的井口，一瞬间就会吞噬生命。《815战报》的记者在阵地之间拍照，他没有任何战术动作，不躲闪，不隐蔽，一直冲到对方阵地前面，被一枪击中脖子，倒在阵地上。
重庆的武斗从此进入了悲剧性的热兵器时代。作为一个常规兵器生产基地，一支步枪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它的子弹，一颗炮弹在这里可以找到适合它的炮筒。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死伤枕藉，数千人死于非命，伤者不计其数。武斗最剧烈的时候，长江上游弋着武装舰只，武斗双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水战。这是其他任何地区没有出现过的血腥场面。
因为腿上开过刀，几年前曾钟办了提前退休手术，打算玩玩摄影度过余生，直到他在沙坪公园里发现了这块墓地，开始寻找墓碑背后的故事。他得到了另一些业余的研究者的帮助，其中有何蜀和陈晓文。陈是重庆出版社的编辑，他最早抄录和整理墓碑上的文字，何是《红岩春秋》杂志的前副主编，他整理出了重庆“文革”的大事记。
曾钟拖着不方便的腿脚，闲步在墓园里，随口说出一个个血腥的故事，那的确和1967年7月25日的情景一样，让人印象深刻，足以终身难忘。
有一些惊人的巧合让人对历史心生一种悚然的敬畏情绪。饶国模这个名字再次出现了。曾钟告诉我，这块墓地本来是饶国模的家族墓地，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于1940年代去世后，一度就葬在这里。1949年后，这里变成了一片苗圃，直到让其他革命都黯然失色的“文化大革命”到来，热衷于文攻武卫的革命小将夺取了党政权力，顺理成章地将此处辟为墓地。革命小将们在这里大树其碑，其中有一些模仿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水泥纪念碑拔地而起，虽然形制小得多，上面龙飞凤舞的毛体字却将这种模仿发挥到了极致。很难猜测，革命小将是否知道饶国模的存在。
曾钟有一个迷惑：毛主席最信任的、出身最好的革命小将们死于武斗，他这样出身不好的逍遥派倒因祸得福，上了大学，安度晚年——他老人家是怎么想的呢?
席庆生
席庆生带我看了他母亲的墓。他和曾钟都生于1950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年方十六，血气方刚，不同的是他出身红五类。武斗开始之后，父亲作为造反派头目战斗在外，他家附近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居民们不得不都带着衣服被褥炊具逃亡。战事进入了拉锯对峙状态，席庆生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大渡口去投奔亲戚，一路上看到的仿佛电影里的战争景象，交通要道上工事林立，卡车被焊上了装甲，路边挖出了战壕，沿途设有路障。傍晚的时候，他们走到毛线沟的一座山脚下，看得到对面山上的亲戚家的房子，突然有人朝他们开了一枪。
枪是朝席庆生打的，但是没有打中他。他和弟弟卧倒的时候，第二枪响了，把母亲打倒在地。他爬到母亲身边，看到子弹击中了母亲左肋，从右胸贯穿而出。他想用衬衫堵住鲜血喷涌的伤口，发现只是徒劳，于是脱下白色背心，向开枪的方向挥舞。他向枪手示意，自己只是过路的老百姓，但是那个枪法糟糕的枪手没有理会他，仍然冷静地一枪接一枪地朝他射击。他放下母亲，爬到旁边的海椒地，在那里找到了弟弟。不远的地方有老乡拼命在自家房子前面挥手，让他们跑过去。他们沿着海椒地沟跑动的时候，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在耳朵后面响了起来。
晚上，席庆生在阵地上找到了父亲。父亲带着人，用担架把母亲抬了回来。她已经断气很久了。开枪的并不是敌人，而是他父亲的战友。很久以后，他才知道父亲的战友开枪的理由——或者说并没有任何理由，这位战友刚刚分到武器，一阵激动，于是选中他们母子三人作为活靶子，想练练自己的枪法。当时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母亲的遗体被送往重庆大学，那里是“八一五派”的总部所在地，学校体育馆的休息室被改造成停尸间，死于战斗或者母亲这样受无妄之灾的“815”派死者统统送到这里，清洗尸体，然后穿上军装，别上领袖像章，最后送往公墓下葬。负责清洗尸体的都是俘虏的敌人。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很快发肿膨胀，军装套不进去，只能摆放在肿胀的尸体上面。
同一场战斗中的死者被头靠头、脚并脚地葬在同一个墓中，他们的名字被篆刻在同一块水泥板上，多年以后，风化让字迹变淡、水泥脱落，附近的农民撬走了墓室上的石条，有一些名字永远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死在什么时候，死在哪里，为什么被埋葬在这里。
和席庆生一起来的是何蜀。他是重庆“文革”历史的研究者，而这段历史被1967年和1968年的武斗定下了基调，一直影响到今天，乃至未来。
为了把伟大的革命继续推进下去，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加纯洁，为了理想的社会早日实现，为了拥护和保护领袖及其路线，重庆的年轻人和全国的年轻人一样，用暴力(语言的和行动的)夺取权力，为了观念不惜消灭对手的肉体。他们只是走得最远，做得最极端。最后的结果却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之外。死者牺牲了一切，生者却一无所获。人们自以为播下了龙种，最后收获的却是跳蚤，只有跳蚤，和随之而来的长达10年的政治恐怖，以及牢狱和死亡。
席庆生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战争双方喊着同样的口号，有着同样的目标，保卫同一个人，却想尽办法，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些派系领袖的下场，据何蜀了解，大多很糟糕。有些人至今仍在回味那段时间，以为那是他们最扬眉吐气的日子，期待着任何重演的可能。另一些人知道自己被人利用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一切都晚了。他们的后半生已经被预支了。
在重庆大学的体育场里看到了太多的尸体。席庆生并不感到恐惧。母亲的死麻痹了他年少的神经。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个生意人，和兄弟姐妹们重新修缮了母亲墓前的碑。那一场无由来的狙击永远不会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试图说服政府，将这块墓园作为文物保护起来。这也是何蜀、曾钟和陈晓文共同的愿望。
2009年，这片墓园被宣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尽管那些被改变的人生不可能转回来，但总算是一个安慰。席庆生曾经对陈晓文说，“母亲墓落成时我站在墓前，忽然觉得派性没意思透顶，仿佛一瞬间悟明白了许多东西。从此我成了逍遥派。直到现在，遇到问题、情绪低落时，我仍常常一个人来墓地坐坐，抽支烟。”
席庆生从死者身上听到了一种警告：对煽动应该保持距离。这是重庆的一部分，不该被忘记。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心情，在重庆，他和朋友们都是寂寞的。
